核心提示

“南船北马”碑应在清江大闸边吗？“里河”就是“里运河”？清河县治是何时迁来清江浦的？

近来，微信“淮安文史群”热闹非凡，一些问题引起文史爱好者纷纷发声，有的凭脑海中的固有认识，有的凭自己发表过的文章和播放过的视频，有的找到书刊中的相关依据，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面对这些争鸣与疑问，《淮周刊》特约请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淮安历史文化研究》执行主编葛以政先生参与讨论，希望使一些史实得以澄清，看看这些在读者脑海中模糊不清的事情能否逐步清晰起来。

标志

有的朋友对清江大闸边所建的“南船北马”展示碑提出质疑，认为不应该建在此处，而应该建在王家营，其理由是《王家营志》中有“南船北马”四个字的明确记载。许多人坚持认为就应该在清江浦。

“南船北马”是明清时期清江浦和王家营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水陆转换交通现象，其直接原因是清口枢纽的运行困难形成的。朝廷要保证漕粮北运，关键时段只让漕船过闸而不让其他船只通行。行旅之人到清江大闸之东就要下船，上岸北行，渡过黄河，来到王家营（淮阴区图书馆内有郑文英墓，郑文英死在清口驿，清口驿就是当时清河县的驿站），再乘马或马车沿通京大道经渔沟北上，这样的转换实际上比坐船要快得多。清河县治迁来清江浦后，清江浦和王家营就都是清河县的地盘了，“南船北马”是统称，不可分割。因为“南船”必须在清江浦停靠，“北马”必须到王家营换乘。

有人认为，行旅之人到清江浦下船上岸之后，到王家营还有这么远，是可以用马或马车的。这是没有了解当时的实际地貌所产生的误解。这要看《咸丰清河县志》中的“清江浦图”。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北方的铜瓦厢决口向渤海而去，不再经徐州南下，清口地区失去黄河水，就是一片黄沙了。因此，此图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清江浦受到黄河水威胁的最后一张图。汰黄堤北边有条小河，上面有座木桥，就是咸丰年间的“安涉桥”，这可是当年从清江大闸向北的唯一通道！过了安涉桥，来到黄河南岸，要靠摆渡船提心吊胆地摆过汹涌的黄淮合流之水，再下黄河北大堤，才能安稳地乘马或马车北上。这就是将清口驿设在王家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北马”起于王家营的根本依据。

综上所述，“南船北马”是淮安市主城区在明清时期的独特地理现象，清江大闸边设立“南船北马”的展示碑，对于宣传本地的历史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当然，如果王家营清口驿的地方还能腾出一块空间，搞一些呼应式的展示，也可以说是“南船北马”，只是表述上有所侧重罢了。至于高速公路淮安南枢纽路边后设“南船北马”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为了弘扬本地的历史文化。

河防：里河·外河·里下河

许多人都知道“里河”就是“里运河”，但不知道里河的概念出于何时；许多人不知道“外河”指什么，甚至认为南边的大运河就是外河；而“里下河”的概念就更茫然了。

明代朝廷派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在嘉靖、万历年间，奉命治河，前后四次，功绩卓著。潘季驯有河工专著《河防一览》，书中就出现了“里河”：“自瓜仪至淮安，则南资天长诸山所潴高宝诸湖之水，西资清口所入淮黄二河之水，俱由瓜仪出江。故里河之深浅，亦视两河之盈缩焉。”这里的“两河”就是在马头交会的黄淮二河，“里河”，就是里运河，而此时的里运河已经明显的长于陈瑄所开的清江浦河而流入长江，“自瓜仪至淮安”贯穿为一了。《河防一览》中也出现了“外河”：“岁防清江浦外河。清江浦内外河相隔仅得一线之堤，最为吃紧。况黄河自清河县出口，由西射东，势甚湍急，然埽湾迎溜之处，不过一百五十丈……”这里的清江浦内河就是里河，清江浦外河就是黄河，“相隔仅得一线之堤”就是惠济祠身下向东北而来的这段黄河南堤。

明清更替，清代朝廷重新设置治河官吏分管各处河防。《乾隆淮安府志·卷六“河防”》中就有“外河厅”（管山阳、清河二县黄河南北两岸工程）、“海防厅”、“山安厅”、里河厅（管清河、山阳二县运河）、“髙堰厅”、“山盱厅”。其中的“外河厅”管理的就是黄河工程而且只限于清河、山阳二县。也就是说，这一段“黄河”相对于清江浦“里河”而言就是“外河”！

还有“里下河”的问题。里下河是“里河”与“下河”的统称。里河比较清楚了，清代“里河厅”管清河、山阳二县运河。也就是说，如今清江浦区和淮安区境内的运河就是“里河”。下河在哪里？下河肯定是在里河之下，地势西高东低，也就是说，下河肯定是在里河的东边。

查一下资料，“下河”原来是“串场河”的俗称。“串场河”的词条是这样表述的：“串场河俗称下河。南起南通，北至盐城，长130km。”

变迁：清河县治迁徙脉络

微信群中就清河县从旧县（小清口西北，今马头镇境内）迁来清江浦的时间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说是乾隆二十六年，有的说是乾隆二十七年，都从《咸丰清河县志》和《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中找到了自己的依据，莫衷一是，甚至互相指责。

“清河县迁治”次数很多，《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记载详细，我有专文剖析（见《淮安运河文化研究文集》第五辑《清河县县治的变迁》），此处不再赘述。“咸丰志”卷之二“疆域”记载：“乾隆二十七年，江苏巡抚陈宏谋疏请移治山阳之清江浦，而割山阳近浦十余乡并入清河，是为新县治。”这里的记载太笼统，很不具体，造成了时间上的混淆。

“咸丰志”卷之三“建置”又记载：“先是，康熙中，河屡决，县益下，垒土为堤障，官署、仓库从上视若阱。岁水大至，公私忧惙。乾隆二十五年，江苏巡抚陈宏谋言：‘河势北趋，县益危阽，吏民屡以为请。臣往来巡历，县当孔道，跨两河，无可迁之地。斯事体大，臣观山阳之清江浦，总河驻节之地，山清两境，犬牙相错；对岸王家营，南北冲要，与浦毗连，清河驿马，向设城中，绕越隔远；河官驻节，无地方同城，去山阳悬隔三十里，缓急莫应。今若移清河县于清江浦，割山阳近浦地归之；清江官商云集，五方杂处，有知县足以填（镇）抚弹压；其驿马置于河北适中，清河无绕道拨马之苦，山阳无隔远往返之烦；河臣旌节之下，设有同城官吏，体制宜称，所费者小，安者大。咨访督臣、河臣，下及道府，皆曰便。’奏入，下户部会议，议上，报可。又明年，分地界，计田赋，立寺舍，拨驿马，一切事宜，以时定著为令。于是，去湫隘之区，移明垲之地，因繁庶之旧，舍疲瘠之壤，公私熙熙而就新邑焉。”

从这里的记载来看，“乾隆二十五年”是江苏巡抚陈宏谋的上疏时间，经过“奏入，下户部会议，议上，报可”的程序，“又明年，分地界，计田赋，立寺舍，拨驿马，一切事宜，以时定著为令”是乾隆二十六年的事情了。因此，“乾隆二十六年”是清河县迁治于清江浦的实施时间。“公私熙熙而就新邑焉”，就是迁治的形象表述。

《咸丰志》卷之三“建置”还记载：“新县署在运河之南，北直斗姥宫，东抵慈云寺，其西民庐；乾隆二十七年，知县高辰建。”可见，“乾隆二十七年”是清江浦“新县署”的建设时间，而不是迁治时间。先迁治，待大事定局，腾出时间和精力，再建设正规的县署，这也是正常程序。

“乾隆二十七年”，知县高辰在清江浦所建的清河县“新县署”，到《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中就变成“原建县署”了。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记载：“原建县署在运河之南，北直斗姥宫，东抵慈云寺。乾隆二十七年，知县高辰建。嘉庆十年，云昙坝决，署圮，寄治慈云寺；十八年，知县龚京正复旧。署之制，有堂三重，库房在正堂之左，厅事在二堂之右，其后为知县宅。正堂之外为吏房，东西向，厩在大门内之左，监在大门内之右，其北为典史宅。咸丰十年，豫逆东窜，署毁于火，寻改为都司署县令，复寄治慈云寺。”可见，一次水灾，一次兵灾，此县署皆被毁，慈云寺还两次成为清河县的过度办公场所，前一次从嘉庆十年（1805）到嘉庆十八年（1813）竟达八年之久！

《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还记载：“新建县署在原建署西一里余旧库道署，同治二年知县龙寅绶移建。署之制：有堂三重，厅事在二堂之东西，其北为知县宅。大堂之外为吏房，东西向。库房在二门之东，厩在库房之东，福德祠在库房之南。监在大门内之西，其北为典史宅。”结合前文分析，从1860年到1863年，慈云寺第二次作为清河县的过渡办公场所也有四年时间。从乾隆二十七年到光绪年间，清河县在清江浦的两个正规治所，前一个在东，后一个在西，相距一里多远。

（特约撰稿 葛以政 文/图，文章来源：淮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