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自12岁那年离开淮安去东北求学，然后投身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直到78岁在北京去世，整整66个春秋一直没有回过故乡淮安。周恩来一生对故乡情深意笃、魂牵梦萦。1965年7月，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支边青年时，对来自江苏淮安的姑娘李正兰说：“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家乡的。”那么，周恩来为何一次都没有回故乡呢?这里面确有其原因，而这些原因又集中体现了周恩来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人格精神。

心系人民安危，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的梅园新村。在重庆的送别会上，他对记者说：“36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因为南京到淮安只有300多华里，周恩来的思母、思乡之情倍增。

淮安近在咫尺，而且是解放区，但为什么没能成行呢?1991年10月25日，周恩来的生前卫士韩福裕对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秦九凤揭开了谜底：1950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到淮安去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他接着说：“但我考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从我和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的多次谈判中，我判断出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我当时回去了，淮安的周家、淮阴我外婆的万家都是名门望族，亲友很多，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有的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所以我终究没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淮安去，没有到我母亲的坟前尽儿子的一份孝道。”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之所以没能如愿以偿回故乡，除了担心给地方领导增添麻烦、带来负担，更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和亲友安危，心里装的只有事业与他人，唯独没有自己。

平生最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那一套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因身体原因，按照兄长周恩来的意见提前内退回家。退休以后，他经常叨念：15岁离开老家淮安，转眼已经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为此，他曾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他感叹道：“唉，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岁离开老家。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哥哥你比我早离开8年，没回故乡已近50年了，你难道一点不想家吗?”“故土难离，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么会不想家!那里还埋着我们的爷爷、奶奶、娘和十一婶，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坟头的那几棵树长得多高了?”周恩来深情地说。

周恩寿趁热打铁说：“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打算!”

周恩寿仍据理力争：“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明摆着要给地方的同志增加负担。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寿得悉周恩来要平掉淮安祖坟时，再次提出专程回故乡料理此事，既为哥哥分忧、带头移风易俗，又实现自己探望故乡的愿望，一举两得。当他提出这个请求时，周恩来还是拒绝了，坚持让侄儿周尔萃回去办理此事，还是那个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还是等在西安的尔萃回去办吧，他母亲在淮安，是探家，不会惊动地方领导。”

这一思想，贯穿了周恩来的一生，也是周恩来没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来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牺牲，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终身遗憾。周恩寿临终前曾动情地对夫人说：我死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一看。

不想让自己的家获得任何特权或照顾

华裔英籍学者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这些人当中，难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关照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比如：“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周恩来的11个亲属都安葬在故乡淮安东郊的一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会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1964年除夕，按照他的嘱托，周尔萃奉命组织人把祖坟平掉。春节后，周恩来还给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寄来70元钱，“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

平时日理万机，确实难以抽出时间探望故乡

1958年7月，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受县委委托专程去北京见周恩来。其间，当周恩来深情回忆童年在故乡的趣事时，王汝祥趁机发出邀请：“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呗!”对故乡人的邀请，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感慨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梦见自己在文渠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特殊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觉都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镇淮楼)，放放风筝……”言至此，周恩来的眼睛湿润了。

言谈间，王汝祥见周恩来面庞憔悴，恳切地说：“总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周恩来微笑了一下，给王汝祥讲了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是啊，作为操持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管家”，周恩来实在是太忙了，而他的责任心也太强了。1959年1月，当他获悉他乘坐的飞机从广州回北京途经淮安时，请求机长：“快到淮安上空时，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让我看看老家?”飞临淮安上空，机长见周恩来在飞机上俯瞰故乡是那么急切、专注，便问道：“总理，要不要再盘旋一周，让您再仔细看看?”周恩来摇了摇头说：“不用了，那又要多费汽油了。我们还是赶回北京吧。”

1960年春，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淮城镇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刘秉衡受县委委托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其间，周恩来仔细地询问淮安城里的东岳庙、三思桥、文渠、驸马巷，并谈及河下、板闸。当周恩来陷入思乡情景时，刘秉衡再次请周恩来回家乡看看。周恩来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他边说边伸出右手比划着。他接着说：“但有好多事要做，只有等有时间再说吧!”

而这一等，却等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面对动乱状况，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为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他拼命工作，苦撑危局。到1967年，即“文革”第二年，他基本上无法休息了，甚至连短暂的喘息机会都没有。在身患心脏病的情况下，有时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一般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甚至嘱咐工作人员，在他休息时每15分钟提醒一次，以免误事。面对身心疲惫的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焦虑，不得已采用“文革”中特有的方式给周恩来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请求他注意休息。就连国际友人胡志明，也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着想，每天多睡两个小时。他虽然表示“诚恳接受”、“尽量做到”，但事实上无法做到。到1972年，他身患癌症之后依然是不顾一切忙于工作。1974年，已经76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他仍44天连续每天工作18至24个小时，以致多次因缺氧而昏迷。

为了维系共和国这艘载有8亿人口的“大船”不致倾覆，进而到达胜利的彼岸，他至死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哪还有心思顾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乡呢?!

姚崇所提上述10条意见，总结了以往几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见相当尖锐。如他提到的燕钦融本是一代骨鲠忠义之士，只因上书唐中宗李显，指斥韦皇后干预国政而遭到“扑杀”。此事发生后群臣忧惧，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为鉴，直截了当地要求唐玄宗允许群臣“批逆鳞，犯忌讳”，颇有置生死于不顾的况味。好在当时唐玄宗初登大位，锐于成事，政治气候适宜，君臣之间达成了共识。所以毛泽东称姚崇为“大政治家”，并赞扬：“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唐玄宗后来耽于享乐，折辱大臣，与前期判若两人。如监察御史周子谅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上书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见进谏的时机也很重要。

唐朝“开元盛世”，姚崇与宋璟齐名。姚崇长于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宋璟则长于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准备巡幸东都洛阳，恰在此时朝廷供奉祖先的太庙朽坏了，宋璟认为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东行。但姚崇不这样看，他上书称太庙本是前秦时苻坚所建，距今有几百年了，朽坏很正常，不过“偶与行期相会”，因此不必顾虑。他说东都洛阳已作好准备，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于天下”。旧庙既已毁坏，不堪修理，不如暂时将祖先灵位移于太极殿安置，再改建新庙以申诚敬。唐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毛泽东在比较了姚、宋的行事风格后，认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谓“道同”，即对皇帝的忠心不贰。

姚崇为相时不信鬼神，不畏灾异，相信人定胜天，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派。这一点犹为毛泽东所赞许，称其为唯物论者。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发生蝗灾，官民不敢捕杀，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蝗虫是天灾，只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杀则为害更甚。姚崇为此事忧心如焚，上书唐玄宗，批评“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强调“事系安危，不可胶柱”。民以食为天，如果任凭蝗虫害稼，势必导致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他建议山东官民立即在晚上设火引蝗，边烧边埋，即便除之不尽，也胜于养以成灾。在他的大力督责下，山东官民灭蝗10余万担，一场灭顶之灾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许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还有许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时，此风仍未衰减，朝野上下争先造寺庙，度人为僧尼。姚崇为此上书，提出“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他以梁武帝萧衍三次舍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国殄家等事实为例，说明佞佛并不能消灾免祸。唐玄宗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将1．2万名伪滥僧人还俗。姚崇身体力行，告诫子孙“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什么抄经铸像一类行为，都是惑于凡僧的无知之举，非但无益，反倒损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业倾家者。古代社会，人们迷信神佛，像姚崇这样具有清醒头脑的人，可算是凤毛麟角。毛泽东对姚崇的“上书”及诫子弟文作了多处圈画，并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唐宪宗时期，韩愈写下著名的《论佛骨表》上呈宪宗李纯，不遗余力地抨击佛教，结果被贬为潮州刺史。毛泽东发现了韩愈与姚崇之间的思想联系，认为韩愈的唯物论植根于80多年前的姚崇。这也显现出毛泽东读书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功夫。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转眼间，毛泽东离开人世业已30余载。对其功过是非，人们各有评说，但无不承认其是一代历史家。他读《二十四史》，最喜欢读人物传记，而在人物传记中又特别留意包括“上书”在内的可靠文献，并给予独到的评说。这是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读书方法，也是一种政治家的历史记忆法。中国的《二十四史》，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经验教训既可以开示未来，同时也会带给人一些包袱。毛泽东饱读《二十四史》，受其影响当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拥有无上的权威，权力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万岁”的呼声一直不断，这是他晚年不断失误的根本原因。他经常援引古代君臣纳谏和上书的事例教育干部发扬民主，此种观念在现代社会是比较落后的，实质上是有些建议他接受了，但许多可贵的意见他非但未能采纳，反而给予批判和打击。因此，只有持续不断地建设民主政治，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