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包含碑刻、摩崖石刻等1658通（方）重要文物，其中江苏73通，淮安市占6通，分别为《东魏石刻造像碑》《御制重修惠济祠碑》《苏轼〈行香子〉》《蔡元长题字》《米芾题字》《杨万里题刻》。我市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苏轼〈行香子〉》

摩崖石刻，位于秀岩。高38厘米，宽34厘米。行书。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四十八岁，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已五年之久。神宗皇帝不忍这样的旷世奇才被埋没，亲下手书，但迫于丞相等人的反对，只能诏令苏轼量移离京师近一点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再寻机起用。“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生活窘迫，精神复杂，他对政治和人生的心态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四月，苏轼离开了黄州，在筠州（今江西高安）与久别的弟弟苏辙相聚。五月，探访庐山名胜，写了著名的《石钟山记》。七月，在江宁（今江苏南京），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相谈甚欢，多年的隔阂消融，倾慕化解了对立，友谊取代了嫌隙。八月，苏轼离开了江宁，在佛印、秦观等好友的陪同下，游览扬州、常州等地，在江南秀丽的山水中徜徉，心生定居于此的决定。十月，苏轼写了《乞常州居住表》，希望朝廷可以恩准，一边等待，一边启程，缓缓北上。十二月初一，苏轼抵达泗州（今江苏盱眙），已是寒冬腊月，冰封河面，船难通航，苏轼便决定过完除夕再走。

苏轼一生，十余次途经泗州（今江苏盱眙），留下的诗文甚是丰富。而元丰七年岁末这次，自十二月初一至元丰八年正月初四离开，长达一月有余。留下的诗文数十首。在泗州，他与好友泗州太守刘士彦相会，同游泗州城南的南山（今盱眙第一山），不仅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千古佳句，还作《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后被摹刻于第一山崖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石崖之侧，有东坡《行香子》词，后题云：与泗守游南山作。字画是东坡所书小字，但无姓名。崇观间，禁元祐文字，遂镌去之。”就这样，苏轼《行香子》题刻，在第一山石壁静默千年，1985年的文物普查时才被发现。

《蔡元长题字》

摩崖石刻，位于秀岩。高80厘米，宽64厘米。行书。

刘晦叔，即刘昱，具体生平待考。毕公叔，即毕仲游。毕仲游，字公叔，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宋代宰相毕士安曾孙。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历知耀州、京东、淮南转运副使、吏部郎中等。工诗文，文章精丽、雄伟博辩，著有《西台集》。宋仙民，即宋乔年。宋乔年，字仙民，安州安陆地（今属河北）人。以女嫁蔡京子攸，曾任京畿都转运使，知河南府。蔡京罢相，为谏官奏劾，贬蕲州安置。蔡元长，即蔡京。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先后四次任宰相，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合称北宋“四大书法家”，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将“蔡”改为蔡襄。

崇宁元年（1102年），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二月升蔡京任北京大名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七月升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

正是在这一年的三月，蔡京在盱眙驻足，与刘晦叔、毕仲游、宋乔年同登第一山，留下了《蔡元长题字》。蔡京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尽管他在宋代政坛留有恶名，但他的书法造诣备受推崇。因为“奸臣”的身份，他保存下来的书法作品并不是很多，现存大多是题跋作品。第一山石壁的《蔡元长题字》是蔡京作品，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

人品和书品始终是不可拆解的，蔡京因为德行差，被踢出了“宋四家”行列，这也时刻提醒我们提高修养，求真、求善。

《米芾题字》

摩崖石刻，位于秀岩。 高45厘米，宽48厘米。 行书。

米芾(1051-1108年)，初名黻，字元章，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张大亨，字嘉父，吴兴（今浙江湖州）人。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历太学博士，司勋员外郎，官至直秘阁。曾寓居盱眙。著有《春秋五礼例宗》《春秋通训》。

米芾一生多次往来于江淮，留下诸多诗文和摩崖题刻。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米芾知涟水军使，过盱眙，登临游览作《都梁十景诗》，并书“第一山”三大字。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有诗云：‘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没翠屏间，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此诗刻在南山石崖上。”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米芾任江淮发运使官，与发运使陈敏同登第一山，在秀岩留有“发运使陈敏米芾崇宁壬午二月同来”题刻。

北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米芾56岁，在蔡京的举荐之下，结束了两年多的无为军（今安徽无为）知军的任职，被任命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这是米芾人生的高光时刻，他泊舟盱眙，与寓居盱眙的张大亨同登第一山，兴笔题名“张大亨、米芾，丙戌岁”，勒于石壁。这是米芾晚年巅峰时期作品，字体遒劲有力，筋骨雄毅。

《杨万里题刻》

摩崖石刻，位于秀岩。 高43厘米，宽59厘米。 行书。

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野客，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学家。黄夷行，字用之，蒲城人，宣和间中武举，曾任泉州观察使、左武卫将军、武功大夫、贵州刺史等职。霍篪，字和卿，丹徒（今江苏镇江）人，淳熙十六年（1189年）至绍熙二年（1191年）知盱眙军，著有《都梁志》。

1127年，金军攻陷东京城，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南宋。绍兴和议签订后，宋金以秦岭-淮河为界，在政治上互相对立。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与金耻辱议和。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赵惇（即宋光宗）即位，杨万里于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入京，十月任秘书监，这一年是杨万里政治生涯的高峰。年底，杨万里奉派为迎伴金使，频出盱眙。在盱眙创作了《渡淮》《初入淮河四绝句》《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等诗篇，表达了盼望统一的愿望。在与黄夷行、霍篪同登第一山后，题字秀岩石壁。

前面这四通珍贵文物，都在盱眙县城的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盱眙第一山也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第一山古称都梁山，因在泗州之南仅隔淮水，称为南山。第一山历史悠久，千年文脉传承有序，其所属范围内的敬一书院、试院、文庙、瑞岩观、县署等处，原有题刻172块，经1986年普查，尚存摩崖88块、碑刻40块；早自宋元，晚迄明清，书体有正、草、隶、篆，文体有诗、词、题、记，千年来，被文人墨客敬称为“山腰有石皆诗草”。第一山上的这些题刻，有南宋吏部尚书余瑞礼、龙图阁学士曾考蕴、开封知府吕嘉间等朝廷官府要员留记，也有书法大家米芾等文人学士的手迹；还有贺铸《上巳晚泊龟山诗》《元祐七年龟山晚泊诗》和杨万里《题东南第一山诗》《玻璃泉诗》等名人内容丰富的诗词，所以，第一山题刻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并久负盛名，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前来游玩参观。

《东魏石刻造像碑》

淮安石造像碑发现于地表以下1.8米，整个造像碑高76厘米、宽38.2厘米、厚11.5厘米，除右上侧碑缘处稍有破损外，基本完好，虽在地下埋藏多年，然而铭文字口、造像线面完整清晰。据碑阴铭文记载，造像碑确切的纪年为大魏武定五年，即公元547年，为北朝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时期的造像碑。

碑阴镌刻铭文，自右向左、从上而下，共7行153字，全文为：“唯大魏武定五年，岁次丁卯，七月己丑，朔三日壬辰，遵义乡揭岭村法仪等众，敬白十方诸佛，一切圣贤，窃惟人生无常，财非已有，咸共割舍，仰为：皇帝陛下，州牧守令，已身眷属，敬造佛像一躯，刊碑记之。缘此功德，上祝国祚无穷，三宝永隆，世界众生，咸同福庆。邑正袁□滨，法仪刘文□，法仪贺洛，村正康永睿，化主刘伯祥，邑子王方隽、邑子乐长恭、邑子孟衡贵，邑子李恢，邑子刘文璜，邑子韩鸿儒。”字迹遒劲隽秀。碑底部有一梯形凿孔，长为8.2厘米，上下底分别为4厘米、3.5厘米，当为安碑座之用。

淮安造像在造像罕见之地出土，在时空上颇有突兀之感，造像的艺术成就为同期小型造像所不及。淮安东魏石造像面相秀润丰满，表情温和，眉稍低垂，耳垂不及肩，衣较宽，衣纹衣褶采用了飘动流畅的线条，突破了北魏早期那种衣纹并行线的规格，趋向写实，而舟型的背光、半圆的头像，简朴的线条，追求均衡对称形式美的衣裙，仍然继承了北魏晚期的流风余绪。从这件石造像不难看出，石刻造像艺术由北魏向隋唐过渡时期受南方文化影响而呈现岀的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御制重修惠济祠碑》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南巡，其目的“省方问俗之外，大要以东南水患为先务”。淮安地处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是漕运中枢，又是黄河、淮河入海口，故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必在淮安驻跸。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是乾隆帝第一次南巡时题写的石碑。该碑碑体硕大，碑高4.80米，底宽1.63米，座宽1.36米～1.38米，碑座厚0.76米，碑身厚0.50米；碑额镌刻蟠龙卷云图，碑体四面有刻文，碑座为双龙对向图，碑型别致，雕刻精美。此碑现存于淮阴区马头镇三闸村惠济祠遗址内。

碑的正面（碑阳）刻有清高宗乾隆亲撰并书的“重修惠济祠”碑文，共20行，满行44字，计749字。碑文称颂了康熙帝数次南巡视察黄淮水利工程，筑堤坝、挑中河、根治水患，使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漕运船只尽避黄河之险等业绩，并记述了乾隆十六年重修惠济祠的情况。碑的背面（碑阴）刻有乾隆丁丑（1751年）御笔《谒惠济祠》七律一首，诗曰：“瑞气扶舆凤阁峨，金堤千载镇洪河。黄流清汇安澜庆，楚舫吴艘利涉歌。百越乡宁拘地远，六宗功著济人多。彩舟稳渡慈颜豫，神赐欣叨默护呵。”落款：“乾隆丁丑春二月御题。”碑左侧为乾隆庚子年（1780年）御笔行书诗《谒惠济祠一律》：“惠济千秋蒙庇佑，崇祠故实见河干。十余年别今朝谒，一片诚同昔日殚。不动御风刹竿静，畅流清水巨川宽。大河北徙陶庄后，益赖神庥永奠安。”落款：“庚子仲春月上浣御笔。”

惠济祠和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是清代康乾时期治河、导淮、济运的重要历史见证，对研究淮安在水利史、漕运史、交通史上的地位以及明清时期河务、漕运及淮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情况有重要意义。

■特约撰稿 沈士清 胡仁生 徐爱明（按行文顺序排列）